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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国文学 · 完整讲义

外国文学(七):19世纪现实主义

完整讲义1.5 万字阅读约 43 分钟

本讲考点

  • 《死魂灵》、狄更斯、复调小说、《罪与罚》、《人间喜剧》;《樱桃园》;
  • 结合托尔斯泰,谈谈19世纪现实主义文学
  • 比较《安娜》和《包法利夫人》
  • 陀思妥耶夫斯基小说的艺术特点和文学史地位
  • 陀思妥耶夫斯基小说艺术特色
  • 《人间喜剧》;多余人;
  • 选择一部作品,谈谈你对现实主义文学的理解
  • 谈谈《人间喜剧》中有关拉斯提捏矛盾冲突(注意,非《高老头》)
  • 巴尔扎克《人间喜剧》的思想内容
  • 论述福楼拜与作者中心地位
  • 比较《简爱》和《呼啸山庄》
  • 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复调结构
  • 陀思妥耶夫斯基小说中的现代主义倾向
  • 比较《安娜》与《包法利夫人》
  • 契诃夫《套中人》思想艺术特色
  • 本章要掌握的名词解释:《苔丝》、《红与黑》、《包法利夫人》、《罗亭》
  • 次重点:《万尼亚舅舅》《三姐妹》物本主义威塞克斯小说心灵辩证法

19世纪现实主义文学概述

19世纪30年代,现实主义首先出现在法国、英国,逐渐形成了席卷欧美的文学思潮。 现实主义的出现,最先是作为对浪漫主义的反拨,但并非对浪漫主义文学的彻底否定。它最初是打着浪漫主义的旗号登上文坛的,许多现实主义作家都是从浪漫主义转向现实主义的,直到19世纪50年代初,“现实主义”这个名词才在欧洲盛行,现实主义才成为一个自觉的流派。其写实精神的来源,可以追溯到笛卡尔“我思故我在”确立的近代理性精神以及18世纪启蒙主义确立的个人理性,此外19世纪的自然科学精神也起到了很大的作用。 无论是从创作手法还是写作视角上,19现实主义文学都呈现出单一到多样化发展,并在后期形成多种流派,这一基本特征直接影响了自然主义和20世纪现实主义文学多元化发展的出现,如心理现实主义、纪实现实主义、象征现实主义等文学流派,都可以看作是对十九世纪文学的某方面的继承和发展。 其基本特征如下: 客观真实地再现生活。追求真实的艺术模式,强调如实反映生活。偏重于冷静地观察和分析社会现实,把文学作为研究社会的手段,展现社会风俗的方方面面,认为作家应该按照生活本来的样子去反映生活,使作品的文本内容与现实相符合。作家追求的艺术真实是绝对真实,而不是相对真实。如巴尔扎克的名言“法国社会将成为历史学家,我只能作它的书记员”。托尔斯泰被列宁称作“俄国社会的一面镜子”。 深刻的批判性、暴露性。19世纪资本主义在欧洲蓬勃发展,金钱成为衡量人的主要尺度,人在金钱面前发生了再度异化。人在挣脱了封建束缚之后,再度匍匐在金钱脚下,成为金钱的奴隶。启蒙主义允诺的“自由”“平等”“博爱”没有实现,浪漫主义的“幻想”也不过是一次逃避。在这样的基础上,现实主义作家正视社会现实,探索罪恶的根由,揭露丑恶的社会现象,描写金钱的诱惑下人们骚动不安的灵魂,对资本主义制度与人们之间的金钱关系作了深刻的批判。 典型环境中的典型人物。现实主义作家注意观察生活,分析社会,选择典型的事件,透过集中的情节展示广阔的社会生活。从人物所处的社会历史环境中刻画人物性格,揭示人物和事件的本质内在特征联系及其发展趋势,描写典型环境中的典型性格形成过程,真实地展示全面的现实生活,反映整个时代的风貌。 悲悯情怀与改良主义。现实主义作家最早嗅到资本主义文明背后的“物化”特征以及人的再次猥琐,但是面对黑暗现实,他们多是从改良资本主义制度出发的,武器是人道主义、政治主张是改良主义。 史诗性与心灵探索。现实主义作品大多采用宏大叙事,试图在小说中整体性地把握当时的社会现实,小说呈现一种“史诗性”的特征。一部分作家不仅在社会生活描写上丝毫毕现,同时也对人物的内心进行了深入的探索,为20世纪文学的向“内”转奠定了基础。

法国现实主义

司汤达深刻,巴尔扎克伟大,福楼拜完美。 ——李健吾

司汤达

写过,爱过,活过。 ——司汤达墓志铭

《拉辛与莎士比亚》——现实主义的第一篇宣言

19世纪二十年代,在法国浪漫主义与古典主义的论战中,司汤达发表了美学论著《拉辛莎士比亚》。司汤达反对古典主义,提倡认真观察和反映现实生活的浪漫主义,即后来的现实主义。这是最早的现实主义美学论著,被视为批判现实主义第一篇宣言。

《红与黑》——1830年纪事

于连人物形象: 1王朝复辟时期受压抑的小资产阶级青年的典型形象,是法国复辟王朝时期个人奋斗者的典型。他一生的遭遇,它的希望、追求、奋斗、失败,都反映了这一时期小资产阶级的命运。 2于连的性格是矛盾的,具有双重人格和双重精神。出生地位低下,于连很早就形成一种反抗和仇恨贵族大资产阶级的心理。受启蒙思想的影响,培养了他的平民意识,崇拜拿破仑,希望自己能建功立业,然而封建等级制使他希望破灭;而后他看到教会盛极一时,他投靠了教会,于连以虚伪为武器、以反抗和妥协为手段,开始了个人奋斗的道路。 3他既有反抗性的一面,又有妥协的一面。随着环境的变化而变化。 在德•瑞那市长家,具有平民意识的他应聘教师条件是和主人同桌吃饭,显示出反抗的精神。 在贝尚神学院:为了出人头地,于连在险恶的环境中把对教会的仇恨埋在心底。不信教却是神学院最虔诚的教徒,又是彼拉院长的宠儿。在这里具有对抗意识的青年逐渐成了一个和教会同流合污的野心家。 在木尔侯爵府:于连为了实现自己的野心,忠心为侯爵效劳、和侯爵女儿玛特儿恋爱、结婚最终得到了一份颇丰的地产和官衔。 4他的平民阶级意识并未完全泯灭。入狱后开始反省,认识所走道路的虚伪和痛苦。法庭演说是他对贵族大资产阶级的谴责和对社会的抗议,也是他反抗精神的爆发和悲剧命运的总结。 5人物形象的局限性。他的行动是个人盲目的,他的反抗具有极大的动摇性,一旦个人的追求满足后就妥协投降。 6这一形象的意义在于揭示了复辟时代统阶级对小资产阶级的压制,宣告了个人奋斗道路的破产。这个形象的丰富性标志着司汤达的小说艺术所达到的高度成就。 思考:对比《人间喜剧》拉斯蒂涅 艺术成就: 1典型环境中的典型人物 小说通过了3个典型环境(维立叶、贝尚松神学院、巴黎)中个人奋斗的悲剧过程,揭露了复辟时期大革命的深刻影响,资产阶级的压迫、平民的反抗、贵族和社会的腐败统治等时代特征;又说明了个人奋斗在专制特权社会中失败的客观真理 2细致入微的心理分析和心理描写。 “向内转”的趋势、探索“内宇宙”影响了20世纪的文学创作。例如:于连收到玛特儿小姐约他半夜来的信时的心理活动。他既高兴又怀疑,既犹豫又自责,心理活动互相冲突,揭示了他内心的冲突和感情的瞬间变化,突出了他的性格。(“要准备战斗”) “到底,我,”他再也抑制不住自己奔放的热情,忽然一下高声叫道,“我这个乡下的穷小子,居然有一位千金小姐来向我表示爱情!” “至于我呢,我倒不坏,”他尽量控制自己的喜悦,又说了一句,“我保持了人格的尊严。我没有说过我爱她。”他开始研究字体;德·拉莫尔小姐写得一手漂亮的英国式书法。他的手需要干点什么活,以免高兴得要发狂了。 “我的心眼多么好。”他心里想,“我,一个卑贱的平民,居然怜悯一个如此高贵的家族!我是德·肖纳公爵叫作奴才的那种人!侯爵是怎么大发横财的?他在宫内看到第二天有政变的迹象,就把公债抛出。而我呢,仿佛我的天主也是后娘养的,把我扔在社会的最底层,给了我一颗高贵的心,却没有给我一千法郎的收入,这就是说,使我不能糊口,说准确点,就是没有面包吃;而我呢,居然拒绝一笔送上门来的买卖!我好不容易爬出了低三下四的沙漠,热得要命,怎能拒绝解渴的清泉!天啦,我才不那么蠢;在人生这片自私自利的沙漠里,人人都得为自己打算。” 3情节紧凑、结构严谨。 以于连的个人奋斗史为“经”,以他和德•瑞那市长夫人、玛蒂尔德小姐恋爱生活为“纬”。 经纬交织、条理明晰。三个典型环境的转换衔接自然顺畅,出场的人物都与主人公有关。人物、情节和环境都显得严整清晰,井井有条,形成一个有机的艺术整体。

巴尔扎克

拿破仑用剑没有完成的事业,我要用笔来完成。 ——巴尔扎克 巴尔扎克在他的文学作品中,他对注定要灭亡的那个阶级寄予了全部的同情。但是,尽管如此,当他让他所深切同情的那些贵族男女行动的时候,……他的嘲笑空前尖刻,他的讽刺空前辛辣。而他经常毫不掩饰地赞赏的人物,却正是他政治上的死对头,圣玛丽修道院的共和党英雄们。 ——恩格斯

《人间喜剧》

《人间喜剧》是巴尔扎克一系列作品的合集,可以分为三大类:哲理研究、风俗研究、分析研究。尤以风俗研究为主体,进一步分为6个场景:私人生活场景、政治生活场景、巴黎生活场景、外省生活场景、军事生活场景、乡村生活场景。巴尔扎克意希望和但丁的《神曲》(神的喜剧)对照,由此起名为“人间喜剧”。作品三大主题:资产阶级发家史、贵族衰亡、金钱引来的罪恶。

人物再现法

即巴尔扎克在《人间喜剧》中使用的人物塑造方法。人物在以后的作品中再次出场,如此便把《人间喜剧》中许多典型人物贯穿起来,比如拉斯蒂涅。“人物再现法”是人物性格得到充分发展,不同的单篇形成有机整体。事实上,在莎士比亚的戏剧中,福斯塔夫也曾在不同的作品中出现。

《高老头》

公寓的屋子是伏盖太太的产业,坐落在圣·日内维新街下段,正当地面从一个斜坡向弩箭街低下去的地方。坡度陡峭,马匹很少上下,因此挤在华·特·葛拉斯军医院和先贤祠之间的那些小街道格外清静。两座大建筑罩下一片黄黄的色调,改变了周围的气息;穹窿阴沉严肃,使一切都暗淡无光。街面上石板干燥,阳沟内没有污泥,没有水,沿着墙根生满了草。一到这个地方,连最没心事的人也会象所有的过路人一样无端端的不快活。一辆车子的声音在此简直是件大事;屋子死沉沉的,墙垣全带几分牢狱气息。一个迷路的巴黎人在这一带只看见些公寓或者私塾,苦难或者烦恼,垂死的老人或是想作乐而不得不用功的青年。 拉斯蒂涅形象: 巴尔扎克的小说《高老头》中的主人公拉斯蒂涅是复辟王朝后期到七月王朝时期的资产阶级青年野心家的典型。小说通过拉斯蒂涅的演变,反映了贵族阶级的衰亡和资产阶级的兴起,揭露了金钱的罪恶。 他的性格发展有三个阶段【人生三课】: 1鲍赛昂夫人亲自教他“人生这部分”培养他自私自利的人生观,传授他以牙还牙对付社会和个人的伎俩。最后鲍赛昂夫人的隐退使他进一步认识到金钱的重要作用。 “你越没有心肝,就越高升得快。你毫不留情的打击人家,人家就怕你。” 2伏脱冷要求拉斯蒂涅同自己合伙,教他与维多莉恋爱,自己杀死维多莉的哥哥,以获取泰伊番的财产。他还用赤裸裸的语言剖析社会的本质。伏脱冷后来被米旭诺以3000法郎卖给当局,使拉斯底涅进一步相信伏脱冷利己主义社会本质的剖析。经过人生两个导师的教唆,拉斯底涅开始了明显的蜕变。 “在这个互相吞噬的社会里,清白老实一无用处,如果不像炮弹一样轰进去,就得像瘟疫一般钻进去,清白诚实是一无用处的。” 3高老头的苦难和死亡,最后完成了他的社会教育。当他埋葬了高老头后,埋掉了最后一点人性。这曾清白的青年,已彻底堕落成向财富和权势进攻的资产阶级野心家。 拉斯蒂涅一个人在公墓内向高处走了几步,远眺巴黎,只见巴黎蜿蜒曲折的躺在塞纳河两岸,慢慢的亮起灯火。他的欲火炎炎的眼睛停在旺多姆广场和安伐里特宫的穹窿之间。那便是他不胜向往的上流社会的区域。面对这个热闹的蜂房,他射了一眼,好象恨不得把其中的甘蜜一口吸尽。同时他气概非凡的说了句: “现在咱们俩来拚一拚吧!” 然后拉斯蒂涅为了向社会挑战,到特·纽沁根太太家吃饭去了。 主题思想 1小说真实地反映了波旁王朝复辟时期资产阶级暴发户对封建贵族社会日甚一日的冲击。(子爵夫人告别巴黎)。 2小说描写资产阶级凭借金钱和财富的力量打败封建贵族。揭露了金钱的罪恶,批判了资本主义社会中人与人之间赤裸裸的金钱关系。 3小说揭露了与资产阶级政治野心家极端利己投机取巧的个人奋斗之路,揭露了统治阶层的卑鄙丑恶,抨击了资产阶级的道德原则,从而揭示了物欲横流的社会现实。

福楼拜

直到福楼拜的出现,小说才终于赶上了诗歌。 ——米兰·昆德拉 在法国文学史上,第一个高唱“现代性”的人是福楼拜,他结束了古典文学时代的现实和模仿意义,专注于文体与文字本身,毫无顾忌地投入写作——真正意义上的写作,而不是写这个世界——的疯狂之中。 在1850年前后,古典写作法因此而分崩离析,从福楼拜起到今天为止的全部文学成了语言问题学。 ——罗兰·巴特

客观而无动于衷

福楼拜对现实主义小说的发展,作者隐居幕后,没有权利在作品中直接表达意见和情感,客观正确地表现生活本身就有一种公正的力量。“公正组成一切道德”对现代小说产生了深远影响。这样的写作态度为左拉所继承,进一步发展为自然主义。 所谓零度写作,在海明威那里同样有所呈现,甚至在当代的新写实小说中。 应当久久地注视你所想要表现的东西,发现过去任何人没有看到过和说起过的形象和式样。总有根据前人思索过的记忆来使用眼睛的习惯,因而,一切东西一定还有未被探索到的地方。区区小事也都包含着未知的部分,把它找出来。作者在他的作品里,必须象上帝在世界上一样,到处存在而又到处不见。一个小说家没有权力说出他对人事的意见。在他的小说创作之中,他应该模拟上帝,制作然而沉默。 ——福楼拜

双重拒绝:《包法利夫人》

法国社会学家皮埃尔·布迪厄在《艺术的法则——文学场的生成与结构》一书中曾以“双重拒绝”来总结福楼拜的美学姿态,并列举了“双重拒绝”的一个典型公式,即“我憎恨X……但我并非不憎恨X的对立面”。用这种“双重拒绝”的逻辑来理解福楼拜的作品,亦相当有启发。“双重拒绝”在某种程度上折射出福楼拜的虚无主义,使他笔下的现实不唯充满愚蠢、丑陋,甚至连救赎的方向和希望都找寻不到。 《包法利夫人》临近结尾处,面临破产的女主人公爱玛坐驿车回家同行的还有她的邻居药剂师郝麦。途中遇到了行乞的瞎子,药剂师关心地劝瞎子节制饮食,不过他开出的良方却是让他喝上等葡萄酒、上等啤酒和吃上等烤肉。进行了这一番不切实际的训导后,“郝麦先生最后打开他的钱包道:‘好,这里是一个苏,找我两个里亚。’苏已经是当时币制中的极小单位,但“行善”的药剂师却要求乞丐找零,也就是说他实际上只想给可怜的乞丐半个苏。福楼拜虽然只进行客观的描述而无任何主观的评判,但其中隐含的对郝麦吝啬、可笑的讽刺是人木三分的。 仍然是在这同一场景中,爱玛因为看到乞丐的丑脸而觉得恶心,“拿一枚五法郎的辅币朝他丢了过去。这是她的全部财产。她觉得这样扔了倒也痛快”。这里虽然福楼拜对药剂师的虚伪和吝啬进行了尖锐的讽刺但他没有用与之对立的爱玛的“慷慨”来呈现正面的价值。已被宣布破产的爱玛,她此时的“慷慨”并不是慈善、同情的表达,相反,联系整个小说的人物塑造来理解这一行为中包含的正是她的“过度”,她的挥霍以及自我毁灭的愚蠢。 这同一场景中两个细节的对立非常突出地显示出福楼拜“双重拒绝”的特质,福楼拜并非以美好的理想来反抗平庸和丑陋,在上述两种看似对立的姿态中,一方的丑却并不意味着另一方的美,如果说福楼拜鄙视郝麦的夸夸其谈和中产阶级的假仁假义,那么他也同样对爱玛的“疯狂”予以嘲笑。在对这两种姿态的拒绝中是福楼拜对平庸、愚蠢的现实本身的拒绝。 ——详阅马晓冬论文《双重拒绝:福楼拜的<包法利夫人>》

福楼拜的现代性

1小说与故事的分离(小说是不依托情节,没有明确的主题)福楼拜坦言:对我来说的理想的事,我愿意做的事,就是写一本关于子虚乌有的书,一本与书外任何事物都无关的书,它依靠它的风格的内在力量站立起来,正像地球无需支撑而维持在空中一样。如果可能,它也将是一本几乎没有主题的书,至少难以察知它的主题在哪里。 2对日常生活的严肃摹仿(奥尔巴赫评)。传统西方文学中,主人公一词有“英雄”的意味,此部小说中将主人公降格为平凡、乃至平庸之人。就在此刻,同时在二十二个村庄中,我可怜的包法利夫人正在忍受苦难,伤心饮泣。 3小说的文体追求:悲剧是高层次的文体,而小说是大众文体。 思考: 1将19世纪文学作品中出现的女性形象放在一起进行比较思考。达吉雅娜,玛丝洛娃,安娜,玛蒂尔德,爱玛,娜拉。 2陀思妥耶夫斯基、契诃夫、劳伦斯的现代性。20世纪文学向内转的先驱者。

英国现实主义

狄更斯与“圣诞精神”

基督教所宣扬的博爱,饶恕,奉献精神,借圣诞这一节日集中表现出来,在这一天人们扶老助弱,愿与人分享快乐,这种互助合作,友善,关怀,福爱和“感恩”的精神就是圣诞精神。狄更斯在《圣诞欢歌》《双城记》等作品中宣扬了以仁慈为核心的圣诞精神。他呼吁人们勿以暴力抗恶,用仁爱,宽恕的精神对待敌对的阶级。凡事以暴抗恶的人物必然会自食其果。 狄更斯创作典型的“圣诞精神”,也就是儿童情节。将儿童神圣化,爱与美的象征,基督精神的体现,温暖人心的基调,用儿童的眼光看待生活,并最终得到好的归宿。“除非你返老还童,否则不能进入天堂。”圣诞精神,起点失去家人,结局找到归宿,亲情是圣诞精神中被寻找被歌颂的。孤儿成长的过程有强烈的寓意,人生来就是一个的孤儿,被抛掷到危机重重的人间。对父亲的寻找,可以解释为对传统亲情的寻找,同时也是对宗教中天父的寻找,在这个时代,宗教已经丢失,怎么去找到温暖和安定感呢?——对天父的寻找。前期更多体现这种圣诞精神,后期都带有批判精神。

勃朗特姐妹:《简·爱》与《呼啸山庄》

伍尔芙夫人说《简·爱》是这样一部作品,它非常强烈地说我爱,我恨。而《呼啸山庄》说的是“我们,整个人类”和“你们,永恒的力量”。她说:《呼啸山庄》“有爱,但不是男女之爱”,那么是什么爱呢? 如果简·爱不是这么严厉的,不好看的,拘束于宗教的教义的,缺乏女性魅力的,如果简·爱是漂亮的,甜蜜的,妩媚的,和顺却遭受不公平对待而委屈的,那么就又是一个灰姑娘的故事了。 “我们,整个人类”和“你们,永恒的力量”。永恒的力量指什么,就是指爱情,而我们人类,是那么脆弱而又顽强。整个故事就是在写永恒的力量——爱情,在和我们肉体的人作战的故事。爱情消灭了肉体,同时爱情又化腐朽为神奇。肉体在爱情面前那么无力,那么软弱,终于是死亡的结局,可由于不死的爱情,你的肉体虽然消灭,灵魂却汇入了永恒。你已不觉得爱情是男女之间的关系,它是一个蛮横无理的法则,你处在和它对抗的位置。法则必将战胜你,也正是这战无不胜的法则,你将得到永生,所以你虽败犹胜。 ——王安忆《心灵世界》 1两部小说都反映了女性主义主题。两部作品都表达了女性渴望独立自主的强烈愿望,抗议了男权社会对女性的歧视和压迫。在此基础上,两部作品形成了差异,例如《简•爱》在彰显女性主体意识的同时,又在一定程度上流露出受到男权话语操控的痕迹,为简·爱和罗切斯特的感情呈现了一个完美结局;而《呼喊山庄》通过凯瑟琳和希刺克厉夫的毁灭,在想象的文本世界里彻底颠覆了男权社会的一切秩序。 2从女性形象的塑造来看,都塑造了一个敢于反叛的女性形象。但是她们各自性格发展、命运归宿不同。在《简•爱》中,小说从正面描写了毫不妥协地进行反抗的女性形象,虽然这一反抗贯穿于简•爱的一生,涉及到社会不公和性别不平等,但其最终的现实结局完满。而在《呼啸山庄》中,女主人公凯瑟琳天性活拨、任性、淘气,全无女孩子应有的乖巧、温柔与顺从,从小就是父亲权威的挑战者,无疑是一个男权文化的叛逆者形象,但是长大后却成为男权文化要求的天使。通过她婚姻后的痛苦与死亡,小说从反面呈现了归顺男权文化的可怕后果,以及反抗的必要性和迫切性,表达了更加强烈的女性主义意识。 3从小说反映的内容来看,两部作品都讲述了一个不同寻常的爱情故事,但是这种爱情的本质与内涵却存在差异。《简•爱》讲述的是一个追求爱情平等的故事,演绎的是女性为追求自己的真爱最终顺利实现梦想的喜剧。在《呼啸山庄》中,小说描写的却是一个爱情复仇的悲剧。男主人公希刺克厉夫的爱情受到背叛,便疯狂地报复,最后导致自己和凯瑟琳过早死亡。 4从小说的风格来看,两部作品虽然受到带有浪漫主义色彩的哥特小说的影响,但是在总体上呈现出不同的特征。《简•爱》的风格以现实主义为主。夏洛蒂从自己的经历汲取素材,创作了《简•爱》,表达了一个备受社会压制的女性内心的愤懑,涉及社会不公等诸多社会问题。而《呼啸山庄》则以其感情的浓郁好发、对自然风光的主观点染,使得作品更多地具有了浪漫主义与象征主义色彩。 5就小说的叙事来看,两部作品各有特色。《简•爱》采用第一人称叙事,塑造了一个性格倔强、独立自主的女性形象,较好地配合了作品对女性主义意识的揭示。《呼啸山庄》则通过变幻不同的叙事角度(现代性!),将一个感天动地的爱情故事讲述得更加真实可信。

托马斯·哈代——一座屹立在19世纪和20世纪交界处的悲戚而刚毅的雕像

威塞克斯小说:哈代的系列小说总题名,包括14部小说。威塞克斯是哈代的家乡、英国西南部道塞特郡附近地区的古称。哈代用威塞克斯的同一背景把多部小说联成一体。全部作品分为三大类,“罗曼史和幻想”、“爱情阴谋小说”、“性格和环境小说”。主要内容是描写19世纪后半期英国宗法制农村社会的衰亡,表现下层人民的悲惨命运。哈代小说中表现了对宗法制农村社会对怀念之情,对家乡自然风光、人情风俗的描写,使得威塞克斯在小说中具有了生命。代表作是《无名的裘德》、《德伯家的苔丝》等。 哈代的长篇小说的悲剧特色: 1哈代小说的悲剧性带有浓厚的时代特色。哈代视英国西南部古风犹存的宗法制农村为理想社会,面对资本主义的侵蚀,他看到了宗法制农业文明的脆弱,以及其必然面临衰落的结局。所以,其长篇小说就以家乡的社会风貌和自然景物为背景,描写了纯朴的农民在资本主义逐渐获胜的过程中不可逃避的悲剧命运,充满了浓厚的时代色彩。 2哈代的长篇小说常常着力推写偶然因素导致人物命运的关键性转变。受叔本华哲学和进化论的影响,他把社会悲剧的部分原因看作是人类受神秘命运支配的结果,在其长篇小说的创作中,偶然因素直接导致了人物命运难以控制的变化,表现了人无法战胜命运的悲观思想。例如,在《德伯家的苔丝》中,小说一开篇就描写了苔丝家唯一的一匹老马偶然死去,她不得不离家出走,从此踏上悲剧性的人生道路。在结婚前,她写给克莱一封坦诚的信,但是因为巧合,这封信未能被克莱阅读,这就直接造成克莱在新婚之夜得知苔丝失身真相后离家出走,导致苔丝再次论为亚雷占有的对象。 3哈代的长篇小说具有一种雄浑悲壮的色彩。其长篇小说的悲剧性人物都以毁灭告终,虽然小说描巧了神秘的命运跟个体毁灭之间的关系。但是,因为这些悲剧性人物代表了宗法制农村的道德理想,具有善良、勤劳、执著和坚强的优秀品格,所以,他们的毁灭不仅是作为个体的毁灭,也代表了一个时代的终结,以及英国西南部乡村的改变,故具有了一种雄浑悲壮的特点。总之,哈代常常在时代的巨大变迁中描写理想主人公的毁灭,将个体的悲剧、命运的悲剧与时代的悲剧结合在一起,使其作品具有了独特的悲剧艺术魅力。

俄国现实主义

果戈理与俄国早期自然派

自然派是十九世纪三十到四十年代在俄国兴起的一个文学流派。以《现代人》杂志为阵地,要求文学创作真实反映生活,揭露农奴制的黑暗,注重描写下层人民的命运。在题材上多以小官员、职员、农奴等小人物为主人公。体裁以小说为主。果戈理的《死魂灵》等创作最终确定这一文学流派的地位。别林斯基以自己的理论著作接过了“自然派”这个名词,肯定“自然派”创作,并加以理论总结,于是“自然派”便成了俄国早期批判现实主义的别称。 《死魂灵》的艺术成就: 1、含泪的微笑。“以不可见之泪痕悲色,振其邦人(鲁迅评价)”由分明的笑,和谁也不知道的不分明的泪,来历览一切大活动的人生。为了构成分明的笑,作品紧紧扣住地主资产阶级人物特有的那种高尚正经的外表与卑鄙荒谬的内心的尖锐矛盾,通过如人物自白、幽默笔调、典型细节等多种艺术手段,鲜明地表现了人物的圆滑虚伪、懒惰空虚和贪婪吝啬。同时又从寄希望于理想地主的社会主张出发,对他们的无聊、堕落表示同情和哀婉,对他们的丑恶存在,饱含着“谁也不知道的不分明的泪。”健康的笑,在被笑的一方面是悲哀的,所以果戈理的“含泪的微笑”,倘传到了和作者地位不同的读者脸上,也就成为健康——作品的伟大,作者的悲哀。 2人物形象的典型化。作者从环境、肖像、语言、动作来突出人物的典型性。 如对梭巴开维支的描写,突出了一样粗笨的家具;在泼留希金的性格塑造上,突出他乞丐般的外表,不男不女的打扮。生动地说明了农奴制,寄生生活对人性的扭曲。 3广泛运用了抒情手法。关于祖国、人民前途的关心、有关人物出场的评价。 如把祖国比喻成飞奔的三驾马车,充分反映了作者的爱国正义热情,表示出对祖国前途的忧虑。 思考:果戈理的讽刺手法,对鲁迅的影响,以及同《儒林外史》的讽刺相通之处。 果戈里的《外套》接续普希金的《驿站长》,继续发扬“小人物”传统。陀思妥耶夫斯基“我们都出自《外套》”

托尔斯泰

心灵辩证法:车尔尼雪夫斯基高度评价了托尔斯泰的心理描写艺术,称之为“心灵辩证法”。他认为托依斯泰善于通过描写心理变化的过程展示人物思想性格的演变,尤其关注心理过程本身以及这一过程的形态和规律,追踪描绘一些情感和心理是怎样演变成另一些情感和心理,展示心理流动形态的多样性与内在联系。托尔斯泰的“心灵辩证法”对现实主义文学向“内”转作出了很大贡献。 忏悔的贵族:托尔斯泰作品中出现的一种特殊的人物类型。他们一般是接受过进步思想熏染的贵族知识分子,有较高的精神追求,但由于腐朽、堕落的贵族生活环境对他们的影响,常常有意无意地做下坏事,伤害到他人。在特殊事件的触发下,他们认识到自己自私行为的恶果,忏悔自己的所作所为,最终转变立场,批判本阶级的罪恶本质。如《战争与和平》中的安德烈、皮埃尔,《安娜•卡列尼娜》中的列文,再到《复活》中的聂赫留朵夫,这一系列具有自传特征的忏悔的贵族形象,真实地记录了托尔斯泰的思想发展历程。 从《安娜·卡列林娜》看托翁小说的艺术特色 1人物的心理描写生动地展现了人物内心世界的丰富和辩证的过程。(心灵辩证法) 如安娜和渥伦斯基相遇后,当卡列宁再次去车站接她时,安娜觉得他很丑陋。 2肖像描写富有独创性,善于通过人物的外部特征来揭示其内心世界。 如安娜第一次在舞会上出现时,作者通过对她的穿着、佩带的首饰、外貌等的描写来揭示她的内心被压抑的情感。 3通过内心话语的描写直接展示人物的内心世界。心理流变呈时空交错、非规则非理性的特点。 如安娜自杀前的内心活动描写,先写死的念头,接着回忆与渥伦斯基的争执,然后拉回眼前面包店,随之又联想到薄烤饼,再接着回忆17岁随姑母去修道院的情景,随后又想到渥伦斯基在看到她信时的情景,突然难闻的油漆味把她拉回到眼前正漆油漆的百货店。作者把人物多种感触觉糅合,展现安娜内心的矛盾和恐惧。 她回想起好久好久以前,她十七岁那年,同姑妈一起去朝拜三圣修道院。“当时是坐马车去的。难道那个双手冻得红红的姑娘就是我吗?有多少东西,当时觉得高尚美好,如今却变得一钱不值,过去的东西再也要不回来了。当时我能相信自己有一天会落到如此可耻的下场吗?他收到我的条子准会得意忘形了!但我会给他点颜色瞧瞧……这油漆味好难闻哪!他们怎么老是造个没完漆个没了的?时装店和女帽店。”她又看看招牌。有个男人向她鞠躬。这是安奴施卡的丈夫。“是我们的寄生虫。”她想起伏伦斯基说过的话。“我们的?为什么是我们的?可怕的是不能把往事连根拔掉。不能拔掉,但可以忘却。我要把它忘却。”这时她想起同卡列宁的往事,想起她怎样把它从记忆中抹掉。 4结构独特,拱形衔接两条线索互相呼应,具有深刻的内在联系。 两条线索:安娜的家庭悲剧、列文的精神探索。安娜与列文的共同之处在于:严肃地对待人生,按照自己的理想选择生活道路。这也是小说中两条主要情节线的一个内在联系点。安娜的人生追求以实现个人的爱、幸福为目标,列文的生活道路则以普通的人生理想和社会理想为目的。在这种深层意义的对照上,列文的情节线可以说是安娜情节线的继续和延伸。

陀思妥耶夫斯基

复调小说:“复调”本是音乐术语,指多声部音乐,后被巴赫金在《陀思妥耶夫斯基诗学问题》中用来指称陀斯妥耶夫斯基的小说艺术。他认为陀斯妥耶夫斯基的小说创造了一种全新的艺术思维类型-——“复调性的艺术思维”;主人公不仅是作家描写的对象和客体,也是拥有独立意识,表现自己观念的主体,与作家具有平等地位;小说的主旨不在于表现情节、刻画人物性格、描写人物命运,而是展示具有同等价值的各种不同的独立意识,各种不同的声音(观念)处于全面对话之中;作家和作品中的每个人物像乐曲中的不同声部,互相对话、互不干扰地存在着,共同奏成交响曲。 创作特色 思想倾向:陀思妥耶夫斯基的思想经历了巨大的变化,形成他充满矛盾的世界观,影响到其小说的思想倾向。一方面,他批判资产阶级贪婪、凶残的本性,揭露他们假民主、假自由与假平等的本性;另一方面,他又拒斥理性主义精神,宣扬忍耐、宽容的宗教思想,将俄罗斯的民族出路归结为宗教救赎,企图用“博爱”来化解矛盾。当然,他的宗教信仰不是宗教的迷狂,而是体现在人世的现实中,宣扬基督式的完全克己的慈悲博爱。 小说主题:一方面揭露资本主义的黑暗面,同情穷苦人民,具有人道主义思想;另一方面又反对暴力革命,主张用基督教宣扬的精神感化来缓和阶级矛盾。如在《罪与罚》中,陀思妥耶夫斯基真实地展示了19世纪中叶俄国城市贫民的悲惨境遇。作者怀着满腔的激愤和巨大的同情将俄国可怕的社会贫困和穷人走投无路的状况无情地展现在读者面前。表现了作者对贫苦人民的深切同情和对地主阶级、资产阶级的深恶痛绝。又试图通过主人公的悲剧强调,一个人如果无视传统和社会准则,那么就会导致道德的堕落和精神的崩溃。最高的审判不是法庭,而是道德的审判:最严厉的惩罚不是苦役,而是良心的惩罚。批判始终停留在伦理道德和宗教思想的基点上,并把拉斯柯尔尼科夫的犯罪行为归结为主人公抛弃了对上帝的信仰。作者为他安排的一条“新生”之路,实际上就是与现实妥协的道路,也就是“索尼娅的道路”。 人物形象:陀思妥耶夫斯基善于塑造社会底层人物,描绘这些“小人物”的病态心理,如《罪与罚》中的拉斯柯尔尼科夫的犯罪心理。拉斯柯尔尼科夫是一个具有双重人格的形象。他既是个心地善良、乐于助人的穷大学生,又是一个有天赋与正义感的青年;同时他性格又有着病态的孤僻,有时候很冷漠无情。他接受了西方的“平凡人”和“不平凡的人”的理论,试图通过这种荒谬的理论作为反抗社会的借口,但杀人的负罪感使他陷入无法摆脱的内心恐惧。最后在索尼娅的规劝下皈依上帝,经过自首流放后走向新生。通过这一形象,作者否定了这种“超人”理论,揭示了其极端个人主义的本质,强调了无视社会道德法律就会受良心惩罚的宗教伦理思想。 艺术特色 深刻的心理描写:作者善于描绘“人的内心的全部深度”,即通过内心独白、梦境的运用,描写和展示人物的自身感受和内心分析,无情地剖析人格分裂的主人公的病态心理。如《穷人》,采用书信体形式,通篇充满了沉的抒情氛围和细腻的内心感受,作者深入到人物的心灵深处,小说成功地发掘了小人物灰色外壳下未泯灭的人性:同情心、人格意识、自我牺牲精神、对爱情和幸福的渴望。《卡拉马佐夫兄弟》中,陀思妥耶夫斯基就描写了一个耦合家庭,展示了卡拉马佐夫气质,描写了这个家庭父子身上人性本身的邪恶,以及善与恶对他们灵魂的争夺,呈现了精神的焦灼不安与人格濒临分裂的痛苦。《罪与罚》的后半部,即写“罚”的部分,“意识流”手法的运用更为集中。作者让主人公处于高度紧张、精神恍惚的心理状态之中:一方面为掩盖罪行而挖空心思、千方百计地粉饰自己,有时仿佛天衣无缝,有时又觉得弄巧成拙、自相矛盾;另一方面,又在内心进行自我谴责,无穷无尽地忏悔。 复调小说的共时性特征:不同意识和观念的激辩成为其描写的重要对象。陀思妥耶夫斯基善于让不同的人物、声音和观念彼此独立地表达,形成复杂的对话关系。在《罪与罚》里,几乎所有的重要人物都有自己的声音,拉斯柯尼科夫的“哲学”,索尼娅的“东正教观念”,预审员波尔菲里的“生活求实和法律的观念”,卢仁的极端个人主义和同样极端的“边沁主义”以及地主斯维德里加依洛夫的无耻哲学,等等。好像是众多的地位平等的意识,连同它们各自的世界,结合在某个统一事件中,但互相之间并不融合。 虚幻的现实主义:用夸张的手法来反映离奇的现象。文艺反映现实,主张用夸张、怪诞、幻想等手法来反映生活中离奇的现象,他强调重在本质的真实,而不重在现实的真实,他认为“虚幻的现实主义”更能反映现实的本质。如《死屋手记》,以叙述者“手记”的形式,再现了沙俄苦役监狱中非人的生活,既有高度的艺术价值又有珍贵的文献价值。

托尔斯泰vs陀思妥耶夫斯基:俄国现实主义的集大成者vs现代主义的先驱

托尔斯泰和陀思妥耶夫斯基都是俄国19世纪杰出的现实主义小说家,共同将俄国现实主义文学推向了高潮。在对待人民和宗教的态度方面,他们的思想有相同的地方。但是,他们的创作风格却迴然不同。 小说结构:托尔斯泰小说的结构艺术充满变化,三部长篇小说(《战争与和平》《安娜·卡列林娜》《复活》)的结构各有特点,都非常成功。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小说在整体上都具有“对话性”特征。小说的故事常常被淡化,人物内心和不问思想观念形成的激烈冲突是小说描写的主要对象,不同内心力量和思想观念之间形成的对话关系,构成了其小说结构的独特之处。 人物心理:陀氏和托翁都擅长将人物心理描写与性格塑造结合在一起,但是描写的内容和方法却不同。托尔斯泰侧重展示人物合乎逻辑和理性的心理变化过程,而陀思妥耶夫斯基关注的则是人物的病态心理或濒临分裂的内心世界。 托尔斯泰多采用长篇的内心独白来表现人物变化的心理过程,而陀思妥耶夫斯基多将简短的内心独白夹杂在人物思想、内心活动的叙述和描写过程中,或交织在对话之中,使得心理描写呈现出更加紧张激烈和凌乱跳跃的特征。陀思妥耶夫斯基还常常通过潜意识、梦境和幻觉来捕捉人物混乱、白热化的心理状态,其心理描写方法更具创新性。 叙述方式:托尔斯泰作品的叙事常常采用第三人称全知视角进行,在叙述的过程中穿插大量的议论。而陀思妥耶夫斯基的作品则放弃了第三人称全知视角,常常从不同人物的视角审视世界,削弱了作家叙述的主观性,突出了不同人物的主体性。 总之,托尔斯泰的小说创作在艺术风格上将传统现实主义文学推向顶峰,而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小说更多地呈现出现代主义气息的新风格。

契诃夫——庸俗生活的凝视;戏剧艺术的转向

契诃夫戏剧精神和艺术风格对20世纪现代戏剧产生了深远的影响,这种影响在戏剧艺术风格方面体现为对淡化戏剧冲突和营造舞台抒情氛围的追求。契诃夫的静态戏剧包含了他独特而深刻的喜剧精神。 静态性:表现在人物行动的阻滞、对话交流的隔阂、言语的停顿以及人物行动之环境背景的抒情氛围的烘托等方面。剧作家没有提供给观众一个完整的戏剧动作,致使人们难以梳理出一个连贯统一的戏剧事件;人物的动作大都没有能够形成这个行动所指向的结果。 人物行动的阻滞在契诃夫戏剧中往往与人物之间语言交流的阻滞联系在一起。契诃夫戏剧中人物之间语言交流的阻滞加剧了人物行动的延缓与停滞,并相应地减弱了舞台的动态性,增强了其静态的显现。在契诃夫的戏剧中,人物时常各说其事,而事件的进展便在人物间语言的种种阻隔中延缓下来,呈现出趋于静态的特征。 抒情性特征:在契诃夫戏剧中,舞台抒情氛围的营造是与动作的阻滞、事件演进节奏的舒缓相配合的。飘散着淡淡的哀愁的抒情气氛烘托出舞台的忧郁情调,使被不断阻滞的行动与冲突在某一的时空中停滞下来,与剧作家忧郁的抒情相交融,为观众提供更为深广的感受的空间与时间,增强了观众对戏剧的静态体验。 荒诞派将契诃夫戏剧动作的缓慢发展到极致。曹禺的《北京人》成功地借鉴了契诃夫戏剧平淡悠远的静态化艺术特色。同样,夏衍的《上海屋檐下》也弱化了紧张的戏剧动作,渲染了忧郁的抒情氛围,体现出契诃夫艺术风格的影响。

易卜生

《玩偶之家》的娜拉形象 通过对娜拉形象的塑造,作者提出了现代家庭中的妇女平权问题。旧观念认为女人是男人的附属品,女性没有独立的经济地位,持有这一思想的海尔茂严重限制了娜拉的自我发展。为了取悦海尔茂,娜拉不得不表现得像一个被宠坏的小孩,一个需要保护的弱者,一个温柔、顺从的妻子。最后,娜拉终于在觉醒中离家出走。她用实际行动表明了经济独立的要求和女性自我意识的觉醒,对以海尔茂为代表的父权思想的维护者,给予重重一击。娜拉的出走并不是一时的冲动,面是建立在她对海尔茂言行背后父权思想的清醒认识上,回应着女权主义的主张。 易卜生主义: 文学革命的发起者胡适最早给易卜生剧作的思想冠以“易卜生主义”的名号,并且在《易卜生主义》一文中对其进行了明确的诠释。他将易卜生主义概括为两方面的内容:一是“写实主义”,敢于反抗社会、反抗传统、反抗世俗偏见的现实主义战斗精神;二是主张人的“内向”解放,树立“健全的个人主义”人生观。易卜生研究专家王忠样教授将易卜生主义定义为一种易卜生式的人道主义,并且认为易卜生主义是一种审美的人文主义,充满了审美的乌托邦的伦理道德理想,代表了挪威小资产阶级的激进性、开创性和独立性,体现了“自由农民之子”的精神特性以及时代要求。作为“自由农民之子”的代表易卜生-一方面运用人道主义思想武器批判封建残余思想和大资产阶级当权派的贪婪专横,另一方面凭借个人的精神反叛去追求个性彻底解放的理想世界,其思想既反映了挪威进步的小资产阶级的积极性,也折射了他们的局限性。 易卜生对五四文学的影响: 中国现代戏剧的兴起跟易卜生有着密切关系。正是在易卜生这样的戏剧家的启发下,富有现代意义的戏剧才开始涌现。其次,易卜生对中国知识界的影响越过了戏剧,进人到思想文化领域。早在五四新文化运动时期,胡适在《新青年》编辑出版了“易卜生”专刊,并撰写文章推介“易卜生主义”,呼吁人们像易卜生社会问题剧中的主人公那样敢于向腐朽的社会发出抗争,大胆揭露社会的弊端。鲁迅对“娜拉走后怎样”的设问,以及由此而引发的广泛讨论,不仅推动了对女性解放实质的思考,而且还加深了对易卜生思想的深人理解。鲁迅的《伤逝》、巴金的《寒夜》都可以看作对“娜拉出走怎样”的回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