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讲要解决的问题
- 鲁迅如何奠定现代文学的精神传统？
- 茅盾、老舍、巴金怎样开拓长篇小说？
- 沈从文、赵树理如何书写中国乡土？
考点速览
- **鲁迅**
- **茅盾**
- **老舍**
- **巴金**
- **沈从文**
- **赵树理**
鲁迅
鲁迅的骨头是最硬的，他没有丝毫的奴颜和媚骨，这是殖民地半殖民地人民最可宝贵的性格。鲁迅是在文化战线上，代表全民族的大多数，向着敌人冲锋陷阵的最正确、最勇敢、最坚决、最忠实、最热忱的空前的民族英雄。鲁迅的方向，就是中华民族新文化的方向。 ——毛泽东《新民主主义论》
立人思想
明哲之士必洞达世界之大势，权衡校量……外之既不后于世界之思潮，内之仍弗失固有之血脉，取今复古，别立新宗。 ——《文化偏至论》 鲁迅这一代人,一开始就把中国置于世界的背景下,从对整个世界的大趋势的洞察中来探寻中国自身的发展道路。他因此提出要从两方面来努力:一方面要不落后于世界思潮,不断从世界思潮中吸取养料,这就是我们通常所说的“拿来”,另一方面,又不离开原来的血脉,要从中国传统中去寻找自己的思想资源,我们通常称之为“继承”。但这样的广泛的吸取,无论“拿来”还是“继承”,并不是目的,“创造”才是最根本的。“取今复古”,是为了“别立新宗”,创造出一种新的思想。 鲁迅认定中国当务之急，既非片面移植西方物质技术，也非皮毛地抄袭所谓民主政治，更不是生吞活剥搬用各种主义、学说，而“首在立人”，树立个人独立自由之精神，这样的社会群体才能发展。他因此对西方19世纪末崇尚个人“主观意力”的“先觉善斗之士”，如尼采、叔本华、克尔凯郭尔、易卜生等人，以及“摩罗”诗人拜伦、雪莱等浪漫主义文学家，认为他们代表了文化上“掊物质而张灵明，任个人而排众数”。 今则举一切诗人中，凡立意在反抗，指归在动作，而为世所不甚愉悦者悉入之，为传其言行思惟，流别影响，始宗主裴伦，终以摩迦（匈加利）文士。凡是群人，外状至异，各禀自国之特色，发为光华；而要其大归，则趣于一：大都不为顺世和乐之音，动吭一呼，闻者兴起，争天拒俗，而精神复深感后世人心，绵延至于无已。虽未生以前，解脱而后，或以其声为不足听；若其生活两间，居天然之掌握，辗转而未得脱者，则使之闻之，固声之最雄桀伟美者矣。然以语平和之民，则言者滋惧。 ——《摩罗诗力说》 以“立人”为核心的现代化思考，是鲁迅区别于其他近现代思想家的极其重要所在。
鲁迅对中国现代文学的影响
首先，他卓越而不间断地创作了中国现代文学多种崭新样式，并一一使其臻于成熟。其短篇小说集《呐喊》《彷徨》，以其“格式的特别”和“表现的深切”作为中国现代短篇白话小说的奠基之作，确立了短篇小说的地位。《故事新编》从中国历史和神话传说中选材并杂取今人今事创作小说，文笔洒脱、想象奇诡、诙谐风趣、寄托遥深，开了传统演史小说的新生面，是现代历史小说开山之作。杂文创作则是鲁迅对古今中外所有可用于现代中国语境的文章形式的创造性总和，也是鲁迅文学成就的综合显示，包孕宏富，仪态万方。散文诗《野草》，以及《朝花夕拾》等散文也都取得了不朽的成就。 其次，鲁迅为中国现代文学奠定了现实战斗精神和现实反抗精神的优秀传统。鲁迅对文学的执著，是基于觉醒了的现代个人生存意识并结合现代中国文化语境做出的独特选择，旨在解放现实中活生生的个人生命能量，真实地传达他们的“心声”，从而打破“无声的中国”千年如斯的沉寂，冲开传统和现代“瞒和骗”的语言骗局所遮蔽的奴役关系，在世界文学的语境中发出自己生存的战叫。他不畏强者的横暴，也不迁就弱者的愚黯，不仅反抗现实政治的高压，更从根本意义上反抗人类生存的困境，“敢于直面惨淡的人生，敢于正视淋漓的鲜血”，体现了可贵的战斗精神和现代反抗意识。这是中国现代文学最可宝贵的的精神内涵。 再次，鲁迅在热情呼唤现代化的同时，从一开始就保持了对现代化的疑虑和警惕，意识到现代化在中国可能产生的各种假象、变体和负面效应，这种充满辩证精神的深刻思想，在“五四”以后的漫长岁月中，被历史实践一再证明其精辟的预见性和对中国现代化道路久远的指导性。在这个意义上，鲁迅才成为超越了他个体存在意义上、不可替代的“现代文学的灵魂”。 其他：农民和知识分子人物形象，艺术手法上的“看”与“被看”，“离去-归来-再离去”，讽刺白描的运用等等
茅盾
社会剖析小说
是指以茅盾的创作为首的一类小说。茅盾通过精细观察和运用一定的社会科学思想对社会生活进行分析,努力构建历史性的巨大内容、宏伟的结构、客观的叙述,以及不断创造时代典型,这种依靠理性分析来开拓形象思维的深广度的创作方法,从典型环境来解释并塑造典型人物,在戏剧性强的情节中凸显人物性格及其成长史的写法,逐渐成为左翼文学公认的主流,因而影响深远。
茅盾的小说成就
一、首先表现在题材的选择与主题的开掘上。注重题材与主题的时代性与重大性,要求创作与历史事变尽量同步,追求“巨大的思想深度”与“广阔的历史内容”,反映时代全貌及其发展的史诗性。 《蚀》从在中国革命中具有特殊重要地位的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心灵历程的独特角度来反映大革命，以广阔的场面，宏大的气势，迅速、真实地反映了刚刚过去的大革命的历史和正在发生着的大革命失败后的社会心理，显示了茅盾对中国社会和中国革命的深刻认识、把握，以及清醒的现实主义精神。 《虹》通过时代女性梅行素从“五四”到“五卅”的时代大波澜中的种种挣扎、反抗，写出了中国知识青年从单纯反抗封建婚姻对个人的压迫到投身群众斗争行列的曲折历程。 《子夜》描写现代都市经济结构及其演变趋势：殖民化趋向的都市社会意识形态；民族工业命运的艺术写照；民族资产阶级的衰败史。 1942年初，《霜叶红似二月花》揭开了本世纪初、“五四”运动前夕社会一角：中国早期民族资产阶级代表王伯申、封建没落地主赵守义之间的勾心斗角，青年地主钱良材改良主义的努力及失败，以及围绕着他们的家庭生活的变迁及各成员感情世界的微妙变化，都显示出了中国社会巨大变化之前的种种征兆。 抗战时期，长篇急就章《第一阶段的故事》、《走上岗位》、《锻炼》。抗战中期《腐蚀》。1945年创作唯一剧作《清明前后》。 第二、在人物形象塑造上,注重表现人物性格的多面性与复杂性,将人物的行为、情感、心理、个性诸点,加以展开,追求立体化的油画效果,这一点不同于鲁迅抓住人物性格主要特征予以传神的勾勒的白描手法;并从错综复杂的社会关系及其变化中突出人物性格及其发展,尤其注重人物的经济关系及经济地位的变化。茅盾的性格塑造是更能显示现代文学第二个十年的文学时代特征的。此外，茅盾还进行“人物形象系列”的自觉创作。这些人物在他的写于不同历史时期的小说中不断出现,形成了形象系列,各自构成了某一类型人物思想性格的发展历史。主要创造了民族资本家与时代新女性两大形象系列。 民族资本家:《子夜》中吴荪甫,《多角关系》中唐子嘉,《第一阶段的故事》中何耀先,《锻炼》中严仲平,《清明前后》中林永清夫妇;在现代文学的人物画廊里民族资本家形象始终是一个薄弱的环节;茅盾的独特创造在一定程度上弥补了这一缺陷,具有特殊的历史的、美学的价值。最能代表其艺术成就的是《子夜》中的吴荪甫: 吴荪甫是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的民族资本家的典型形象：作者十分自觉地把他置于多方面的错综复杂的社会关系中来加以刻画：吴荪甫与官僚资本家赵伯韬的关系，与工人的关系，与中小资本家朱吟秋等的关系。围绕着上述三方面主要社会关系，又展开了更为错综复杂的关系，从各个侧面照出了吴荪甫多方面复杂的性格。吴荪甫是中国现代社会的“新人“，他有着发展中国独立的民族工业的雄才大略，有着活跃的生命力，刚毅、顽强、果断的铁腕和魄力，以及现代科学管理的经营才能。但生不逢时，自身所具有的封建性（对家庭和下属的封建专断及其剥削农民作为资金的手段）使他在人际关系中处于孤立地位；作为民族资产阶级，在与帝国主义撑腰的买办资产阶级的搏斗中感到软弱物理。吴荪甫的性格复杂，表现了中国民族资产阶级的两面性：表面的果决善断背后是狐疑惶惑，充满自信的背后是悲观绝望，在遇事胸有成竹的背后是张皇失措，最终精神崩溃。 时代新女性:茅盾笔下的时代新女性形象系列比之民族资本家形象系列较少理念化的痕迹,取得了更大的成功。一种是传统的东方女性有较多的精神联系,另一种则是受欧美的新思潮直接影响而产生的西方型女性———这也是中国现代社会出现的“新人”。 A和谐、匀称，与传统的东方女性有更多的精神联系：静女士、方太太 B热烈、狂欢，受欧美新思潮直接影响而产生的西方型女性：《蚀》里的慧女士，孙舞阳，章秋柳，《虹》里的梅行素，《子夜》里的张素素。她们追求享乐，厌恶灰色的平庸，追求刺激，有着活跃的生命力，强悍的泼辣的个性，他们在精神实质上与民族资本家的男“英雄”们相通。从道德伦理观念，生活追求到性格、气质都迥异于传统东方女性。到了四十年代，茅盾写《腐蚀》中的赵惠明，其性格应该是梅行素们的精神姐妹，但不再是作家倾心的英雄，同情中含有更多严峻的批判，体现出一种“回归”现象。 三、在小说结构上,追求宏大严谨的布局,作品中人物众多,情节复杂,线索纷繁交错而又严密完整。 《蚀》采取了“三部曲”的形式：各部的结构自行独立，而章法各异，连贯起来，反映一段时期的生活，这在现代文学史上是一个新的开创。 《虹》按女主人公梅行素“成都-泸州-上海”三大段生活，以时间、空间的转移为发展线索。 《子夜》中，作者把小说结构作为艺术构思中的重要一环，追求与纷繁复杂的生活更加适应的蛛网式的密集结构。 网状结构。4-8章以吴、赵的矛盾为中心，同时表现吴与工人阶级和农民阶级的矛盾，三条线索同时交叉发展，各种人物纷纷登场，两条次要线索辅助，构成巨大的网。 连环式结构。9-19章小说的矛盾发展、高潮和结尾 A吴荪甫等人办实业（益中） B吴荪甫、找伯韬、杜竹斋等人的公债投机，主要是吴赵斗争（与买本资产阶级的矛盾） C吴荪甫与工人的矛盾——裕华丝厂 D吴荪甫与农民的矛盾——双桥镇 E吴荪甫与家人的矛盾——妻子、弟弟、妹妹等（资产阶级的封建性）附于资产阶级的人物的空虚庸俗的日常生活和寻求刺激的变态心理以及苦闷抑郁的精神状态等。 四、在艺术表现上,优长:重视细腻的心理刻画,追求社会剖析与人物心理剖析的统一,不仅努力挖掘与揭示人物心理活动的深刻的社会历史内容,而且注意把人物置于广阔的社会历史运动中,展现人物心理发展的历史。同时,调动一切心理描写的手段,加以综合运用,表现人物心理活动的丰富性与复杂性。 局限:茅盾一直徘徊在政治与艺术之间,这多少弱化了他的创作力从而他的作品也存在这样一些问题: 1“有意为之”或叫主题先行。 2“半途而废”。茅盾的创作一开始许多长篇是多卷本的系统工程模式和“长河式”格局,而最后又总是不能如愿,像《第一阶段的故事》《霜叶红于二月花》等; 3“理大于情”。其创作具有鲜明而强烈的“服务意识”,并表现出“社会科学家”的气质特点,使小说具有了科学论文和社会百科全书的特点,因此也就很容易被人说成是“社会文献”。 本书的写作方法是这样的:先把人物想好,列一个人物表, 把他们的性格发展以及联带关系等等都定出来,然后再拟出故事的大纲,把它分章分段,使他们联接呼应。这种方法不是我的创造,而是抄袭旁人的。巴尔扎克,他起初并不想作什么小说家,他打算做一个书坊老板,翻印名著袖珍本,他同一个朋友讲好,两个人合办,后来赔了钱,巴尔扎克也得分担一半。但是他没有钱:只得写小说去还债。他和书店订下合同,限期交货。但是因为时间仓促,经常来不及,他便想下一个巧妙的办法,就是先写一个极简单的大纲,然后再在大纲上去填写补充,这样便能按期交稿,收到稿费。我不比巴尔扎克那样着急,不必完全依照他那样作。我有时一两万字一章的小说,常写一两千字的大纲。 ——茅盾《<子夜>是怎样写成的》
老舍
老舍在现当代文学史上的独特地位与价值在于他对文化批判与民族性问题格外关注,他的作品承受着对转型期中国文化尤其是俗文化的冷静的审视,其中既有批判,又有眷恋,而这一切都是通过对北京市民日常生活全景式的风俗描写来达到的,被看作是“京味小说”的源头,成为了北京文化的一个象征。
京味
“京味”作为老舍的风格特征,包括作家对北京特有风韵、特具的人文景观的展示及其注入的文化趣味。 1、取材上的特色,老舍写市民凡俗生活中的场景风致、文化情趣,以及各种职业活动和寻常世相,为读者提供了丰富的北京风俗画卷,具有极高民俗学价值。在《骆驼祥子》、《四世同堂》、《茶馆》等作品里,作者写到日常生活时,能够见到四合院、胡同、茶馆等老北京符号性的景观;构成古城景观的各种职业活动,如人力车夫;寻常世相,如对旗人生活的描写。 2、北京文化的渗透。作家在描写北京市民庸常人生时,深刻揭示了北京文化心理结构。。老舍用“官样”一语来概括北京文化特征,包括讲究体面、排场、气派,追求精巧的“生活艺术”,讲究礼仪,固守养老扶幼的老“规矩”;性格懒散,苟安,谦和,温厚与懦弱等等。这类北京文化的“精魂”渗透在老舍作品的人物刻画、习俗的描绘、气氛的渲染之中。 3、复杂的审美特征。对北京文化的沉痛批判和由其现代命运引发的挽歌情调交织在一起,使老舍作品呈现出复杂的审美特征。老舍在对北京文化高雅、精致、含蓄的内涵表现出欣赏、陶醉的同时,也表现出对其在现实中逐渐丧失的感伤、怅惘,以及对其“文化过熟”导致的柔弱、无用而叹惋。老舍的“京味”也正是这种主观情愫与对北京市民社会文化心理结构客观描绘的统一。
幽默
老舍的幽默带有北京市民特有的“打哈哈”性质,既是对现实不满的一种以“笑”代“愤”的发泄,又是对自身不满的一种自我解嘲,使喜剧与悲剧、讽刺与抒情渗透、结合,获得了一种丰厚的内在艺术力量。 老舍的幽默受狄更斯等英国文学的影响,打上北京市民文化烙印,形成内蕴的京味。 幽默的两重性:早期的为幽默而幽默的“油滑”,后期喜剧与悲剧、讽刺与抒情渗透、结合的内在艺术力量。追求更加生活化、节制感,注重在庸常生活中寻觅戏剧意味,谐而不谑,追求更高的视点、更深厚的底蕴,使幽默成为一种含有温情的自我批判,逐渐克服了原来的单纯性质,达到喜剧与悲剧、讽刺与抒情的渗透与结合。
文化批判视野中的市民形象
老舍始终用“文化”来分割人的世界,关注特定“文化”背景下的人的命运,以及在“文化”制约下的世态人情、作为“城”的生活方式与精神因素的“文化”的蜕变,尤其重视“文化”对人性和人伦关系的影响。 因为他重视文化对人性与人伦关系的影响,决定了他对中国传统文化的不同别人的批判态度,同时也避免了主流文学对人物性格塑造简单化的倾向,而将人的精神和性格引向丰富的历史文化层面,大大地延长了作品的艺术生命。 老派市民：他们虽为城里人,但仍然“乡土”,身上负载着沉重的封建宗法思想包袱,人生态度与生活方式传统、保守、封闭。老舍通过揭示这些人物的精神病态,对北京文化乃至传统文化中消极落后的方面进行了批判。 祁家老太爷是北京老派市民的典型,反映国民性弱点及其改造的历史过程。《离婚》中的张大哥是市民性格和思想的典型代表,他恪守儒家道德规范。不偏不倚,折中公允,井然有序,中庸哲学。走中庸之道,安分守已的过日子,“每根汗毛都合着社会的意思长”,这是张大哥的生活模式,也是所有老派市民的生活模式。 在这一类形象中,老舍从老派市民特有的思维方式、生活模式和心理状态中揭示了他们在传统文化浸染下形成的精神弱点:专制制度造成的顺民性格和奴性心理,等级观念,因循守旧,敷衍苟且,盲目的自负和自卑等等。 “那可就难说！别管天下怎么乱，咱们北平人绝不能忘了礼节！” 瑞宣没再言语。平日，他很自傲生在北平，能说全国遵为国语的话，能拿皇帝建造的御苑坛社作为公园，能看到珍本的书籍，能听到最有见解的言论，净凭耳熏目染，也可以得到许多见识。连走卒小贩全另有风度！今天，听到韵梅的话，他有点讨厌北平人了，别管天下怎么乱……呕，作了亡国奴还要庆寿！ ——《四世同堂》 新派市民：老舍与许多同时代作家不同的是,在批判传统文明落后面的同时,对外来的西方资本主义文明持非常谨慎、以至排拒的态度。这种态度表现在他对“新派市民”形象的漫画式描写上,如《离婚》《牛天赐》《四世同堂》中出现的一味逐新求洋而丧失人格的堕落人物,其中既有蓝小山、丁约翰之类的西崽,也有张天真、祁瑞丰、冠招娣等一类胡同纨绔子弟。 他们在衣着方式、外形装扮、言谈举动、接人待物等方面都模仿西方文化方式。这些新派市民在社会、伦理、道德观念上打着“现代意识”的招牌,却专做伤风败俗的坏事:拐骗良家妇女,借“恋爱自由”的口号玩弄女性。老舍在表现这类人物时,语言诙谐、手法刻薄,突出他们的荒唐、浅薄与可笑。 如《老张的哲学》中的老张。他的哲学体系是“营商,为钱;当兵,为钱;办学堂,也为钱”的“钱本位而三位一体”。《赵子曰》中大学生赵子曰自我标榜为“新人物”,在学校里吃喝、打牌、唱戏、闹学潮、追逐女友、钻研做官的门路,所有的功课都是倒数第一名。赵子曰的行为,从一个侧面表现了都市生活的畸形和物欲对人的灵魂的侵蚀。 在描绘这些新派市民时,老舍一方面写出了他们有中国土生土长的特点,另一方面又揭示了他们深受西方文化劣根因素的浸染,在人生哲学、道德观、价值观等都表现出了前所未有的堕落性,而这种堕落性又与一切金钱化的半殖民地社会极为合拍。 批判传统文明时的失落感和对新潮的愤激之情常常交织在一起,并贯穿始终。《月牙儿》带有将封建宗法社会东方文明美化的民粹主义倾向。 爸死时那个月牙，妈轿子前面那个月牙，我永远忘不了。那一点点光，那一点寒气，老在我心中，比什么都亮，都清凉，像块玉似的，有时候想起来仿佛能用手摸到似的。 ——《月牙儿》 正派或理想的市民形象：注重社会教化功能,以比较传统的道德观构思这类市民性格。《老张的哲学》赵四、《赵子日》赵景纯、《二马》李子荣、《离婚》丁二爷,都是侠客兼实干家,以理想市民的侠义行动,为善良的平民百姓锄奸,获得大团圆式的戏剧结局。他们坚韧不屈、勇于自我牺牲的民族精神,是可以成为建设新民族、新国家的精神力量。
巴金
巴金所提供的带有强烈主观性、抒情性的中长篇小说与茅盾、老舍的客观性、写实性的一起,构成了现代文学第二个十年中长篇小说的艺术高峰,而巴金小说所创作的“青年世界”是30年代艺术画廊中最具有吸引力的一部分。始终以战士的姿态创作,敢于喊出最真实的声音,与时代脉搏紧相呼应,具有很大的感召力。作品分前后期。
青春的赞歌：前期小说创作
巴金的前期小说带有明显的无政府主义色彩,更引人注目的是小说中躁动的那种叛逆和追求的激情,小说的主导面是反专制和反封建的。巴金的早期小说充分地展呈着作为一个敏感、单纯、热情而富于诗人气质的作家的本色,他以创作作为自己生活的有机部分,坦诚地记录和描写着自己的生活经验,表达着自己对生活的独特理解和追求。 巴金的前期创作大致分为两类:1、正面描写青年、革命者所从事的社会斗争:长篇《灭亡》《新生》和《爱情三部曲》2、揭示封建旧家庭残害青年的罪恶及其走向崩溃的命运:以《家》为代表。 《灭亡》(1929)描写了旧制度的牺牲者从抗争到灭亡的命运轨迹。 《新生》:《灭亡》的姊妹篇。日记体形式。小说主题意在表现革命先驱牺牲了,但革命的火种却得到延续,先烈的生命在后来者的身上得到了新生。 《爱情三部曲》(1932-1933)他将写作当作宣泄痛苦的方式,以求从信仰失落的困境中解脱出来。《爱情三部曲》(《雾》《雨》《电》)。较集中地体现了无政府主义思想,他自称“这三本小书是为我自己写的”。 《爱情三部曲》:革命加恋爱题材,侧重表现小资产阶级知识青年的反抗、追求和苦闷,巴金前期小说的局限:并未能真实准确地反映出中国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在民主革命中的地位和作用,也无法为这些充满激情却盲目莽撞的青年找到一条真正自我解放的道路。从《灭亡》《新生》到他最喜爱的《雾》《雨》《电》等,都有着同样的缺憾。
深沉的悲剧艺术：后期小说创作
40年代中期,巴金开始写没有英雄色彩的小人小事,写社会重压下的“委顿生命”,写“血和痰”,调子也变得悲哀、忧郁,由热情奔放的抒情咏叹转向深刻冷静的人生世相的揭示。 小说创作分为两类：继续《家》的路子继续写旧家庭没落,除了《春》《秋》外,还有《憩园》;反映抗战时期现实生活,主要有《火》三部曲、《第四病室》和《寒夜》。 《憩园》揭露封建地主阶级的寄生生活对人的腐蚀,批判定福荫后代、长宜子孙的封建思想。既有现实批判性,又有人道主义温情,对人性弱点的理解与同情。在现实批评的同时,作品中有着归家寻梦的哀伤情调和对人世变迁的感慨,夹带着对人性弱点的理解和同情。在艺术上,大胆吸收了外国文学的某些构思手法,并借鉴我国古典文学构设意境的美学追求,形成了具有浓郁抒情气氛又带象征意味的结构形式。作品由几个人物追述的历史片断组接而成,各有其道德批判,彼此辩驳并呈,,取感情间隔的思考,形成复调的关系。 故事曲折有致,引人入胜,采用哀怨婉约的文字和舒缓自如的笔调,别具诗韵。《憩园》标志着巴金以往那种“青春型“的热情倾泄的创作风格，开始朝比较深蕴细腻的方向转变，到《寒夜》达到圆熟的艺术境界。 思考：我们可以看到巴金、曹禺在写旧家庭的没落时，都有着挽歌情调。老舍对北京的文化亦如是。甚至海涅预言社会主义，同样如此。 《寒夜》写了一对自由恋爱的知识分子家庭如何在现实中破裂的悲剧，揭露了时代的黑暗和腐败，为那些在黑暗中挣扎的小人物喊出了痛苦的呼声。并蕴含着人性对家庭伦理关系的深层思索。汪文宣、曾树生的悲剧，是处于黑暗现实中而又追求个性解放的现代知识分子精神被摧残、肉体被吞噬的悲剧，其中虽有自身的思想性格弱点，但归根阶级是社会的悲剧。小说构思匠心独运，围绕“寒夜”这象征性的氛围，意境凄凉，增强了悲剧效果。 汪文宣：是一个被生活的重负挤压成一个卑微人的新知识分子，在社会、家庭的精神和经济压迫下怨愤而死。 曾树生：性格复杂矛盾，年轻、美丽，开放，面对道德和肉体的矛盾，苦闷、恐惧，人性被扭曲变形，呈现出生命张扬的病态美。 思考：有关社会女性婚姻问题的思考，可以追溯回鲁迅的《伤逝》以及易卜生的《玩偶之家》，即核心问题是“娜拉出走之后怎样”。
沈从文
沈从文以“湘西人”这个主体,用小说、散文建造起特异的“湘西世界”。他以地域的、民族的文化历史态度,由城乡对峙的整体结构来批判现代文明在进入中国的初始阶段所显露的全部丑陋处。丰富了30年代中国文学的多样、多元的特征。
湘西乡村世界
“湘西”代表健康完善的人性,一种优美、健康、自然而又不悖于人性的人生形式。湘西文学,是抒情的文学:关切俗世的情趣,情绪记忆的高度发达,把握生活的细节,时时刻刻为人生现象自然现象所神往倾心,将生命形式和生活形式高度统一。沈从文笔下的湘西世界,包含有对人的生活形态中区别于现代文明的那种健全、协调、化外境界的重新发现,并大量渗入作家的情感、情绪,把自己童年的记忆长久地带进当下的记述,从而有意增强了叙事作品的抒情倾向。 以《边城》为中心,沈从文的“湘西世界”向两个方向延伸:一个向原始的自然人性(《龙朱》、《月下小景》、《神巫之爱》、等),以浪漫主义、理想主义手法创作的一系列传奇故事;一个向摧折自然人生的社会现实(《萧萧》、《柏子》、《丈夫》、《虎雏》等)以现实主义原则或比较写实的方法描述的湘西社会生活。 抒情倾向：表现对湘西下层人民特异生命形式的同情和关注。以看似轻淡的笔墨,点出令人心灵颤抖的故事,专注于历经磨难而倔强生存下来的底层人民的本性。这里有血有泪,更多的是追求琐屑生活的企望的破灭,是人格的习以为常的遭受践踏。 《萧萧》童养媳萧萧的悲凉命运,是因为其对自身可怜生命的毫无意识;《柏子》以写妓女和水手蛮强的性爱闻名,哀婉;《丈夫》写的是旧传统美德的消泯和解体。 因为听祖父说起女学生是怎样的人物，到后萧萧独自笑得特别久。笑够了时，她说： “祖爹，明天有女学生过路，你喊我，我要看。” “你看，她们捉你去作丫头。” “我不怕她们。” “她们读洋书你不怕？” “我不怕。” “她们咬人你不怕？”“也不怕。” 可是这时节萧萧手上所抱的丈夫，不知为什么，在睡梦中哭了，媳妇用作母亲的声势，半哄半吓说： “弟弟，弟弟，不许哭，不许哭，女学生咬人来了。” ——《萧萧》
都市世界的反观
与湘西世界决然不同,当沈从文以乡下人的眼光来观察、描写现代都市的时候,露出的是沈从文尖锐的讽刺。他总是用调侃、讽刺来表现现代文明的病态,特别是刻画所谓的高等人的虚伪、无聊、压抑、变态的“阉寺性”。最有代表性的是写于1935年的《八骏图》,小说写作家达士先生在青岛大学生活期间,发现周围的七个教授都患有性压抑、性变态的病症,便在给未婚妻的信中—一刻画他们的虚假和虚伪。可到了小说的结尾,当达士先生即将离开青岛与未婚妻相会时,却被一个女人黄色的背影和海滩上的神秘图案所感,居然拍了封电报给未婚妻,说自己害了小病需要在海边多住几天。作品通过八名教授的虚伪提出了都市文明的“阉寺性”问题。作者把性爱作为人的生命状态,生命意识的标准来考察都市文明,他发现,与湘西人和谐健康的生命相比,现代都市人在各种绳索的捆绑下,变得营养不良,睡眠不足,繁殖力下降,成为像阉过的宦官一样的人,表现出违反人性的虚伪和病态的道德观念。 达士先生会心微笑的拿起那本书来翻阅，却给听差一个电报稿，要他到电报局去拍发。那电报说： 瑗瑗： 我害了点小病，今天不能回来了。我想在海边多住三天；病会好的。达士。 一件真实事情，这个自命为医治人类灵魂的医生，的确已害了一点儿很蹊跷的病。这病离开海，不易痊愈的，应当用海来治疗。 ——《八骏图》
供奉人性的希腊小庙
这世界或有在沙基或水面上建造崇楼杰阁的人，那可不是我，我只想造希腊小庙。选小地作基础，用坚硬石头堆砌它。精致，结实，对称，形体虽小而不纤巧，是我理想的建筑，这庙供奉的是“人性”。 ——沈从文
赵树理
赵树理崛起于40年代,是解放区文学最具代表性的作家之一。他自觉为农民写作,以创作农民小说著称,为新文学增添了新的表现内容和艺术风格,密切了新文学与农民的关系,填补了“五四”以来新文学在某些方面的空白,为中国新文学的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
赵树理的文学史意义
赵树理的创作顺应了大众化的文艺方向, 作为能体现毛泽东 《讲话》所得出的文艺路线典范, 在1947年被确立为“赵树理方向”（建国后，这一地位被柳青所取代），对整个解放区文学乃至五六十年代的文学,都影响巨大。 赵树理与他所描写的对象在思想感情上能融为一体。他所追求的大众化是出于与农民进行精神对话的自然需要, 而不是自上而下的赐予。过往的作家往往是在知识分子的角度上书写农民，即便如丁玲等进行过“思想改造”的解放区作家仍不能完全和农民融为一体，在这个意义上，赵树理能够如实地反映农民的思想、情绪、意识、愿望及审美要求,能真正为农民所接受,这是赵树理这一代作家最突出的特点。赵树理的笔下塑造出几类独特的农民形象,为新文学人物画廊增添了崭新的翻身农民形象。其中,既包括深受封建势力压迫、封建思想毒害,以旧观念心理处世,最终不同程度有所转变的老一代农民形象(二诸葛、三仙姑);也包括正义、乐观、敢于同封建压迫势力和传统思想斗争,在新政权支持下,真正掌握了自己命运的新型农民形象(小二黑、小芹、李有才、“小字辈”青年);还包括农民出身的农村基层干部形象(老杨同志、铁锁)。 赵树理首先是从事革命的实际工作者, 然后才是作家, 创作是他们自己亲身经历的历史变革的文学纪录。 赵树理自觉追求创作对现实生活的紧密配合, 又不滞留于公式化概念化, 他的作品除了融入对农民的挚爱情感,也融入了历史的考察的理智。 区长说：“你不问我替你问！于小芹，你娘给你找的婆家你愿意跟人家结婚不愿意？”小芹说：“不愿意！我知道人家是谁？”区长向三仙姑道：“你听见了吧？”又给她讲了一会儿婚姻自主的法令，说小芹跟小二黑订婚完全合法，还吩咐她把吴家送来的钱和东西原封退了，让小芹跟小二黑结婚。她羞愧之下，一一答应了下来。 ——《小二黑结婚》 思考：《小二黑结婚》结尾，区长为小芹和小二黑主持婚姻，颇合中国古典戏曲的“奉旨完婚”模式以及法国新古典主义，在这个意义上，《小二黑结婚》可以看做“革命古典主义”的雏形，其高潮是文革时期的样板戏。